据武汉晨报网9月28日转载《信息时报》报道称，25日上午记者在深圳东门一带看到，在东门、东门中等行人最多的公交站牌上都贴有一张“谨防小偷”告示，告示上印出“小偷”头像，共有21个（其中有7名女性）。告示以匿名的方式张贴的，没有任何单位署名。据当地派出所有关人士称，由于告示没有署名，警方也不知道是谁张贴的，估计应是有关部门所为。

　　行人驻足观看“小偷公告”

　　类似上述深圳的情形，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。例如2002年9月在武汉，汉口黄浦路的华普超市内就贴出一纸《公告》，罗列开张半月来盗窃者的处理结果。该公告盖有江岸区二七街派出所公章，上面依时间顺序列举了该超市开张半个月来抓获的7名小偷的情况，内容包括姓名（未用全称，以“张某”、“顾某某”等代替）、籍贯、盗窃物品以及处罚结果（轻者罚款，重者拘留15天）。超市负责人认为，为遏制小偷的嚣张气焰，他们只好这样做。

　　我认为，深圳公示“小偷”做法显然不妥，属于侵权行为，侵害了有关当事人的“人格权”或“名誉权”。因为，一个人是不是“小偷”，只有法院才有权作出判决，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，均无此等权力。实际上，向社会公布“头像”的做法，只适合于“通缉犯”等特殊情况，决不是任何单位或其个人都可以随意这样做法。

　　至于武汉的做法，亦属不当。一是，虽然《公告》中对于被认定为“小偷”的人的名字作了“模糊处理”，但认定某人为“小偷”的举动，与深圳一样，属于不合法之行为（遗憾的是，当时却有一位法律界人士这样说，派出所的公告中对小偷的姓名和住址予以“模糊处理”，避免了侵犯其合法权利，“这种做法还是可以的”）；二是影响也不好，看过公告的顾客，多数对该种做法不以为然，正如一位顾客所说，这样“杀鸡儆猴”，让人感觉很不舒服，“像是背后老是有一双眼睛盯着我”。

　　我之所以在“小偷”问题上计较一番，实在是考虑到在“依法治国”的大环境之下，相当一部分国民的法律意识还是很薄弱的，时常有侵害他人“人权”的情况发生，有的甚至酿成“人命案”。

　　例如，去年北京西直门一家小商品店里，就曾挂出“偷会挨打”的牌子，非常醒目，而且每个柜台都有。有人问道，要是有人偷东西会真的会挨打吗？商店人员说，“当然打了，我们先罚他钱，如果不给就得挨打。”（《北京娱乐信报》，2002／8／22）

　　城市“井盖”丢失现象比较多，摔伤人的事也不在少数。为此有人在墙上刷上标语警告，“偷井盖者抓住剁手”这样的标语也就赫然出现在北京明光里北路的一面墙上（《北京娱乐信报》2002／08/29）。

　　最近发生在湖北潜江市老新镇文安村的惨剧更是让人震惊。据汉网9月21日报道，当“惯偷”被集体殴打致死后，村民们竟认为这是“正义战胜了邪恶”。

　　看来，法制教育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，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，而决不可掉以轻心。多年以来，“口头”上已经很重视了，关键在落实。

　　如何落实？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基层社区。情况业已表明，这类问题大多发生在基层，不仅是农村，城市社区也比较突出。以往一提到法制教育，只想到农村而忽视城市的倾向，值得注意。

　　法制教育方法更应讲究。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一种认识上的偏差，以为落实就是领导讲话、发文件，话讲完了，文件发下去了，就算是落实了。其实不然。这样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，这种“一般性号召”式的宣传教育效果很差，很可能是在“走形式”。基层群众最看重实际。

　　除了把法律本身“宣讲”明白之外，“实例”教育最好。身边人、身边事，看得见、摸得着，真实可信，感同身受，印象深刻，效果最佳。

　　“实例教育”，途径很多。广播电视当然不可少。室内外“墙报”、路边之“黑板报”等传统方式，与群众生活环境融为一体，茶前饭后，“形影不离”，“利用率”最高，且“成本”又最低；更因其具有“通俗化”之特点，历来为大众所喜闻乐见。来源：人民网